知识分子、民工、下岗工人的阶级关系分析三则

　　这样看去，无产阶级国家对于新生劳动阶级的苦难也决不是无辜的了。各种资本力量总是通过国家来实现其最大利益，无产阶级国家也总是在各种资本力量的手里的最重要的一张牌；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也总是选择性地、带着历史偏见地干预经济生活，通过不断制造新的阶级差异来搪塞自己的政策的合法性，但玩来玩去，更暴露其政策合法性的缺无，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的同时存在，是这种合法性玩弄的可笑见证：如果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里真有劳动力市场（！）存在，而既然城市需要那么多的民工，那么就根本不应有城市下岗工人的存在。是谁在控制的玩弄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搞民工和下岗工人之间的劳动力价格双规制，社会待遇区分和文化身份隔离？这种国家政策下不断出现的新的阶级差异，除了对不知道属于谁的国家资本积累有好处，还对谁有好处？而且不也就造成了表面上的民工与城市工人之间的紧张和对立，这是无产阶级国家该干的事？
　　在这样一层层的错综下，我真不知道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才能来公正地同时来同情和关心民工和下岗工人这一对立项。真希望大家多来写写这个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对民工、下岗工人的同情和关怀的不着边，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容易漠然于各种新劳动阶级总是已经身处的社会关系。客观上，我们知识分子照我们自己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趣味选中的心目中的无产阶级启蒙和人类最终解放计划，对于苦难中的无产阶级又成为一种曼海姆所说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因为我们总认为自己的社会位置能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容易看到历史中的真理，认为能‘独立于被历史地、社会地决定的意义集合地去发现真理’，认为我们能从‘一个不定位的、相对来说是无阶级的阶层的地位’上来向民众提供‘各种超越情境的观念’。〖《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纽约，1936年，74， 155，194页〗这种僭妄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听得神乎其神，要来大加利用。国际共运史于是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理论、观念漫游史诗。每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之后不久，我们就能看到，革命知识分子的普世主义解放话语，我们所 发动的各种反资本主义体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s），也总是逃脱不了现代资本主义用以生存、用以粉饰自己的启蒙意识形态和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的收编，我们总是不小心用了统治阶级的现实辩护的观念〖华勒斯坦《历史性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文明》，1999年，86页〗。我们在策略上用的也总是国族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老套。比如，中国知识分子新左中的那些国家民族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们想重复的‘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电气化’、‘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中国的独立富强神话，但说到底，他们所说的这些富强、赶超也从来都是全球资本从不间断的积累和商品化的一部分，是在潜在地为资本主义－经济降低成本和提高消费品价格、创造更多剩余价值。他们使用着Window2003来反抗微软的技术统治。
　　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马克思的认真的读者，则我们必须清醒地承认，中国的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其主因是国家权力在阻止新劳动阶级的商品化，是现行的或历史的国家政策在控制和垄断劳动力价格。如果我算得上是一个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在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我对中国的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必须取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让民工和下岗工人真正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中，也就是与大多数好心肠的知识分子的看法相反，去呼喊：使农民的劳动力彻底商品化，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劳动力的真实价格，去上市交换；也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劳动力在国际市场（尽管也已是一个被overdetermined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市场）上的价格（尽管我也知道，让民工获得正常的劳动力价格，也帮助了资本主义解决其内在矛盾－－它总想要最大的剩余价值，但总也割肉似地想着让劳动阶级多几分钱来扩大它的内需！），让他们自己知道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和国家经济从他们身上取走的剩余价值；让他们知道跨国资本、国家资本和各种私营资本分别从他们身上取走的剩余价值比例；也让他们知道他们与别国无产阶级的劳动力价格上的落差，与他们的利益冲突；最终也必须让民工和下岗工人知道他们之间的真实的阶级差异和利益冲突。反正，这些问题在未来都是不可回避的，我们还是趁早挑明的好。
　　我们知识分子如要同情和关心他们的处境，首先就是要来揭露国家与市场的勾结，使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capitalist socialism）生产关系下的货币与法律关系下的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独立主体，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历史身份，成为改变自己所处的生产关系结构的自我解放者。中国的某些新左对民工和下岗工人的苦难的道德和人道按摩非但问不对题（或者说正因为其问不对题），而且实际上成了国家和各种资本力量对其劳动力商品的控制手段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另寻策略。
　　用华勒斯坦的话来说，我们应该这样启发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们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的各种资本力量作斗争：从本地出发，来从政治上攻击全球利润落差最大的敏感部位（如中国的外资或跨中企业），使国内外贪婪的谋利者们自己之间去闹翻，帮助新劳动阶级通过各种策略、组织和运动，努力去夺得谋利者为了巩固那个长距离剥削链、保持现存的不合理生产关系而分给他们的代理、干部、买办们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而谋利者被迫吐出本来要分给爪牙们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将是自杀性的，因为不喂饱的‘打手们’是不肯来出手的，而没有这批打手（说穿了也就 是整个为市场与国家串通服务的广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装置及其所有‘螺丝钉’）来保护资本家，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就没有一个可靠的自救法子（For it will force the greedy to fall out among themselves, and to try to eat into the portion of the surplus they apportion to their agents and intermediaries. But that of course would be collectively suicidal, since an underfed ‘army’ tends to refuse to fight, and without an ‘army’ to protect the capitalists ( that is, an extensiv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has no secure way to survive. ）。〖《脱思社会科学》，同上， 123－4页〗
　　我们为民工的权益和呼喊，终极目标是为达到一种‘平等的社会主义世界秩序’〖同上，168页〗。我们的斗争是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消除一切经济垄断和文化主导，使资本主义实现其本性，使市场实现其本性，将我们为人类自由的斗争导向人类的平等化，消除一切象民工和下岗工人那样的低人和非人主体，实现一种‘世界社会主义’。〖同上，206页〗为民工呐喊就是为了还给他们曾被许诺的社会主义公民待遇，这是一种决绝的斗争，是与国家资本、私人资本、跨国资本，与市场与国家的勾结的殊死斗争。一点待遇的改善，赵本山式黄宏式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式的话语麻醉，不是我们的争取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将平等的社会主义实现到民工们身上，从让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享受到同一种社会主义权利开始，最终使中国的劳动阶级真正自豪于自己身上的那种‘有机自然’，去存在并创造！
　　三、阻挠知识分子对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的认识的几大障碍：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延伸（社会主义式国家－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分化）、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历史上的持久搭接与极化、由阶级政治到身份政治的困难转换、掩盖在民工问题级背后的中国未来的阶级、脑体、男女、城乡歧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隐忧
    A. 使我们身上总是已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理论有个交待和托付
　　巴利巴这个马克思理论的精读派和华勒斯坦这个将马克思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也看作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机部分的作者，最近逼入了我的视界。在阅读中我发现，他们两人可能是帮助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消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制造的大量马克思主义偏见和幻影，重新零度地阅读马克思，用我们在自己时代里所理解到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我们时代新出现的各种新的阶级差异、阶级苦难和阶级斗争的很好的路径（阿尔都塞教导我们去做的，也就是这一点：马克思有时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但问题还得由我们来提，我们必须在当代‘为马克思’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决裂，作为一种科学发现，本身是在一些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如何 使我们避开革命政党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带着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去遭遇作为科学和发现的马克思主义。《保卫马克思》因此也许本应译为《为马克思》、《成全马克思》？〖《阅读<资本论>》，Ben Brewster英译，1970年，46页〗）。他们两人本来是道不同、不相谋的二十世纪两大普遍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年鉴派的传人，是我们时代的各种新问题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合写的《种族、民族、阶级－论各种暧昧的身份》，是这两大普遍主义关怀的当代汇合的反映，很值得关心民工这样的阶级身份分析的中国读者关注。
　　在进入他们的理论对于中国的民工这样的当代阶级分化问题的阐释之前，有必要先来谈他们两人对他们自己身上，和150年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清理，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清理来看看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应如何清理自己身上总是已经以某种样式存在的种种马克思主义，在必然会成为某种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现实下，去思考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将现实关心得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总是件不容易的事：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从各种意识形态中脱颖而出的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科学，但同时从来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也是以意识形态作为存在方式的，甚至如华勒斯坦所说它本身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没有它，资本主义也不会有今天）；而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告诉了我们：我们用来批判各种知识和话语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也是时刻需要我们去批判的，我们总是象骑手射着活动靶的。
　　这两个作者在当代很不客气地将马克思重新读成一个‘作者’，一个问题重重、有时是隐含着危险的伟大作者。华勒斯坦：‘…no thinker , however insightful, can ever state things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are correct 100 years later. The very evolution of the 100 years creates additional empirical reality which means that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abstractions must be modified.…Marx would have writte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differently in 1948 than in 1848, and Capital differently in 1959 than in 1859. We must do the same.’〖《脱思社会科学》，同上，151－2页〗我们没法不要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必须重创马克思主义。巴利巴：马克思拒绝将自己看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今天也能看穿恩格斯想把马克思主义搞成一个体系的手脚，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精读，使马克思成为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上，122页〗马克思不是学院派、不是专业思想家、也不是社会活动家或革命活动家。他也只是象我们一样出于自己的良知安慰的需要，而对受压迫、受剥削者的苦难作出了描述，为改变他们的命运而呐喊的一个书生，他也为必须如何呐喊这一点而苦恼。他的与布朗基们、杜林们、拉萨尔们、克鲁泡特金们的斗争，并不证明他的立场的唯一正确，而是表明了他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人类的平等的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的坚定、执着，和对实现过程的屈折和迷离的当真和负责。马克思在我们时代必然会成为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未被他选择、但仍苦苦求索而成为的他的传人（《中国和欧洲的革命》〖《选集》，12卷，纽约，1979年，94页〗中马克思说过一段很让中国无产阶级丧气、很是欧洲中心论的话：It would seem as though history had first to make this whole people（鸦片战争时的中国人民） drunk before it could rouse them out of their hereditary stupidity…It may seem a very strange and a very paradoxical assertion that the next uprising of the people in Europe, and their next movement for republican freedom and economy of government, may depend more probably on what is now passing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天朝）），也必须以他的精神将自己超度和重生到某种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里去。民工和下岗工人这样的问题，正在强迫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在其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的阶级分析理论作出新的解释，说得上流一点，我们说不定可以用中国的新的阶级、新的剥削和压迫问题，来对马克思主义这种欧洲中心论式的人类解放筹划重作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