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测、辨析和重申我们中国新左的一些最基本立场框架
四月里，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既然自称很了解新左，谈了那么多的新左，那么你就专门去给我们反新左算了。听得我气昏过去。原来，新左在中国已如此名誉扫地，我这样的草根新左，反被看作反新左了，黑白颠倒了！我必须从基层站出来，说清楚自己和其他的坚定的新左们一向坚持的共同的基本立场，让大家来识别它们，来测试我们新左的说服力，看看它如何能为中国的当下和今后的各种解放、各种改革、各种前途出一份不可或缺的力，也让大家看清某些脑筋急转弯式的新左这一向已唱出了什么闹剧。
一、
新左不是指一帮人，而是指一组立场。
本人一向很着迷于新左立场，爱读新左作者，但还不能因此说就是新左派。因为象索雷尔、雷蒙.威廉斯、阿明、布迪厄、齐泽克他们也只是说坚持了新左里的一些什么什么立场，也不敢、可能也不愿称自己是新左派。他们可能不想人是左，身体也左，怕左成肉身，左成教条；或者是因为身边已多的是这样光喊着口号的新左，不想落进动不动签名、站队的那一路人的俗套。
可以回顾一下左派、新左派这样的词儿的用法的历史。既然是‘派’，它是不是较多地指某路动不动要签名要行动的政治活动分子，索雷尔、本雅明所说的主张无产阶级总罢工、或列宁的最薄弱环节里的革命的激左、或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夺权式的正面的、建构式的全面暴力的党内左系（另如欧洲七十年代的种种、中国的王明路线、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康生路线、红色高棉等等）、党内分裂出来的某一路激进的反对派，如邓立群式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左（这种左我们有时也说是新左派的左，过时，不想理会现实的复杂，只炫耀自己的真诚和执着，有让人同情的成分，但仍是党内分裂出来的左派，不是一种独立负责的左派。），是新左思想家拉克洛所称的象特洛斯基那样的狂热新左教派，是不断重复着完全过时的语言，要将革命永远进行到底的马克思主义童子军？〖《对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年，179页；另见《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1985年，52－4页〗
看一个人的左，我们要分清他是思想立场上的左，政治行动上的左，还是理论上的左，哲学上的左、认识论上的左；是观念上的左，还是政治选择上的左；是与别人一块儿左，还一个人自个儿去左；是左给人看，左着秀，还是顶着逆流，勇敢地去左。
知识左派这个说法仍是有点含糊。知识分子式的左，还说得过去。在学术研究上的左？那可能是有问题的。雷蒙.威廉斯这样的学术上的左，是一种特权下的学术之左，在他的年代里，他的‘左’本身成了一种学术价值。他可以写得既象散文、回忆录，又象评论、谈话，他不需要考虑文类的限制，不考虑理论、思想、实践之间的区别，甚至不考虑学科之间的界限，他的写作只是为了左。在他所在的上下文，他只要坚持自己的左，就已是很大的战绩了。文化研究据说是从他那儿始，也继承了这种特权感，是学术之左的一个反映，但认识论上、本体论上的牵带，常常也就反思和辩护得不够（‘后理论’、认知派和新历史主义当前正在向它反扑：文化研究有称职的工具来反击全球资本主义？抑或它终究也只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最终表达？齐泽克认为文化研究毫不犹豫地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了本体论预设，却从一开始就逃避着本体论辩护，落好还卖乖，等事情搞大了，回头看，基础还未打实，却已有那么多的透支。〖《谁在说集权主义来着？》，2001年，最后一章〗）。
文化研究继承了我们新左的管得宽的风格，它有马克思主义的很基本的关怀：‘经济基础的各种变化迟早总会导致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的转变。……正如我们不能凭着一个人如何来想关于他自己的事来判断他，我们也无法用一个时代的意识来判断这样一个转变着的时代，相反，这一意识必须通过物质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来加以解释，通过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来加以说明’。〖《政治经济学导论，英文版，莫斯科，20－1页》〗关注物质生活中的矛盾，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这是文化研究这一路学术新左的核心工作。文化研究向我们表明了一个人的学术之左能如何表达在政治和文化批判上，政治左派和文化左派的如何真实地分流。文化研究安顿了大量学术新左和知识新左。在测试一个人的‘左’时，我们必须认清学术之左、思想之左、政治之左、行动之左之间的距离。我们要警惕有些人在学术新左、思想新左、政治新左、行动新左之间相互推诿。
我们的社会永远需要新左，我们人类的集体命运、正在到来的各种激进民主、全球民主都需要新左。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勒、齐泽克、拉克洛这样的最近涌现的新左已没有具体的政治目标和行动计划，并且怀疑人类到现在为止提出过的所有解放计划。他们认为，我们所坚持的‘左’，是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抵抗位置，是我们用来对付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或无产阶级专政之种种专制形式的一些移动的角度（巴特勒这样的性别主义者和女权主义左派还使我们看到，即使是社会中的这些抵抗位置，也在结构上先天地男权中心、法律中心、现实中心，也需要往复的反思式批判之后，才能对女性和各种上受压抑的群体真正开放。任何一个主体背后都有那么一段被压抑的历史、无意识， 人类(mankind) 背后压抑着着一种womankind，一种Weiblichkeit，女性总是只能通过男性的声音才能说话或反抗，总是最终自觉地站到了男性人位置上。左派的批判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通过批判使这些主体位置对所有个人开放。〖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要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27－40页〗）。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里，人类的集体命运、最终解放总成为一种‘缺’、‘空’、‘不在场’，没有一个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可将此据为自己的特权。新左将它看成是一种结构性的、构成性的‘缺’，但仍是人类想象和象征秩序里不可或缺的一种‘缺’，一种我们十分感到其存在的缺，给我们带来、担保了意义的缺。当代思想传统里只有新左还在捍卫这种缺。启蒙、革命、改革的许诺永远是还差那么几步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人类身上捅出的最深的伤疤至今未能愈合，资本主义式自由民主永远到不了完美的地步，无产阶级革命甚至都从未真正开始过，民族革命的胜利反而不幸地为政党和国家的专制打开大门，民族国家一讲改革开放，就象‘人民’推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金字塔结构，革命后的民族于是最终仍交由无产阶级社会中由国家所抬举的‘新资产阶级’（比如被鼓励来入党的私企资产阶级）来统治，旧的解放还未完成，新的苦难又已形成、到来。
新左在当代无法说从社会问题到人类未来命运的这一摊都由我们来全包，但它指出了这种政治行动者主体中的永远的缺、人类集体命运中的永远的缺，指出了我们应如何利用这种缺，使它成为我们追求更激进、更彻底的民主、更开放的人类命运的一种动力。
我们新左，实际上是所有的左派，都不应在思想上太刻意分出中国、外国，文化上的交互性是低于新左的人类解放全盘计划、对人类的集体命运的筹划的。〖见下文对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评 论〗并没有一个各国左派的分类册。卢森堡认为这种民族主义左倾会加剧本来就不够团结的各国左派和无产阶级团体之间的磨擦，影响共同的解放事业。佩里.安德森不知道是不是算新左，但他是各国左派特产和标本的鉴赏和收藏人士，他象收集蝴蝶标本那样地收集各民族的各类左派，放进他的夹页。他的Mapping the West European Left和A Zone of Engagement（上一本实际上不是他写的，他请瑞典、挪 威、丹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各出一个人来写他们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当代左派的影响）里所排出的，是一个各民族左派图谱。他在后一本书里象博物学家似地登记了Isaac Deutscher、Nornerto Bobbio, Andreas Hillgruber，伯林（被称为‘多元主义左派！！’）Carlo Ginzburg，哈贝马斯这个左派被称作历史终结论的三大续集之一（另有Cournot和Gehlen），排在科热夫之后，福山之前。他说的‘西欧左派’我看倒是只有两种，一种是全攻全守型，说和写都很厉害，写得或说得雄辩的人往往是左的，另一种是吃赞助型，霸住一个阵地，一个人在那里猛说，不去防守，也不去反击－－因为在那里，只要你说自己是左派，大家马上就肃然起敬，左就是勇气和骨气的代名词，不论你左到如何水平；媒体也总要时时拉个左人作陪衬，显得其开放和全面－－于是，许多平庸之辈就象艺术家领国家资助那样地可以专业地去左了，但因此也就失去了左派的战斗力。在这样的左派的眼里，自然就认为每一民族都养着一帮左派，可以当土特产来珍藏。
新左与民族主义是冲犯的。我们不能只象毛泽东那样，用‘中国特色’这样的逃避借口，来推诿自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果和责任。这也让我们想起斯大林为什么会去写《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经他的翻译，民族也是象‘无产阶级’、‘新技术劳动者’、‘工农兵’那样的革命身份了，民族主义是社会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必经一步，民族主义是一块冲向国际主义之前的跳板。同样，在毛泽东的理解中，社会主义是中国二千年民族革命的最新形式，在这个坐标下，秦始皇是进步的，岳飞可以与毛泽东自己躺在同一个纪念堂。国际主义于是必须服从民族主义，共产国际是井冈山上的革命明星们的总指挥部下的一个下属门市部。但要命的是，斯大林照同样的逻辑，也将毛泽东、铁托看作是归他领导的小分队长，将中国共产党看作他的党的一个支部。于是，好玩的是，跟斯大林的民族主义翻脸，但自己仍是个民族主义左派的毛泽，最后就‘反修’到了那样的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从巴黎公社漂到1917年十月革命到中国红军长征，先是各种倒戈者、国际主义匠人、罢工的工人和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好不容易走到一起，然后是斯大林这么一说，他们这些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无国之人又重新被划回各自的民族主权。多谢斯大林，在二十世纪，欧洲的国社主义（nationalist socialism）和苏联、中国的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唱出了那么惊人的双簧！〖参见Hardt和Negeri，《帝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112页〗多谢斯大林，民族主义新左在中国至今还可以如此振振有词。
新左仍是马克思主义下的左。你可以新左，但不能只图马克思主义的方便，不顾它在这时代的局促，不理它自身的包袱就去新左。新左是对在当代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不完蛋这一问题的一种正面回答、一种积极的负责。如何去左，就是在当代如何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得有当代说服力，坚持得不自欺。《马克思主义幽灵》（大概应该译成《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幽灵》，书的开头德里达就在说为什么‘幽灵’总是复数）一书分析到的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三条路径，实际上这也就是当代新左的三条左径：认识论上的左、目的论式的左、弥赛亚、末世论式的左。这是三种‘怎样去左’、‘怎样为我们人类的共同未来去左’的方式。
在当代，‘新左’立场表现为一份清单，我支持新左，就是支持其中的某些立场，我支持的肯定不是新左的全部立场。象任何一种立场坚持，坚持了这个方面，就往往会反对另一个方面。对新左立场的这份清单，你在上面打的钩与我打的钩可能是不一样的，两个支持新左立场的人，支持的可能也是不同的立场，两个有‘新左’倾向的人在某一个问题上也会表现为对立，而对这种对立，对各种antagonisms（对抗）的认真，则是新左的本色，是其生命力。我们所要捍卫的是新左的共同思想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则我们是将分岐和争论当作我们的生命的。我在对拉克洛、巴特勒、齐泽克的《偶然性、霸权、普遍性》一书的评论中，分析了当代很著名的三路新左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尖锐分岐，指出了他们在新左的框架里相互对立、斗争的论争方式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看一下新左对于自己的立场的认真坚持和捍卫。〖评论附文后〗
正如每个世纪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代性，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也是每个时代都有了‘新左’。应该有一部‘左’的历史，正如应该有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历史。‘新左’以前肯定有一种老左和旧左。对于任何支持左派立场的人，当前问题永远都是如何左得新。下面我照拉克洛这个当代新左的眼光下的左素图谱来排一下‘左’和各种新左的一个简单历史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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